因此有了晋楚势力的第一次角力，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：“冬，楚人、陈侯、蔡侯、郑伯、许男围宋。”[5]443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四年，楚成王及诸侯围宋，宋公孙固如晋告急。”[3]249即宋国被楚盟军围困，向晋国求救之事。先轸此时第一次展现出其谋略的眼光，他向晋文公提出：“报施定霸，于今在矣。”[3]249可见先轸敏锐地嗅到了这场战争不同寻常的气息，准确预测到这场战争对晋国争霸有重大战略作用。先轸所言“报施”，便是当年晋文公流亡之时,宋襄公曾以国礼相待，对重耳的施马之恩。宋国作为晋国同盟势力，晋国应当救宋国，这是保护晋国同盟力量一大举措。而楚国曾因射伤宋襄公导致其不治身亡，此时又借宋襄公之子宋成公入手，明显为楚国北上中原的试探。故先轸提议晋文公借报恩出兵，眼光精准。
果然，晋文公听取先轸的意见，同时采取谋士狐偃伐楚国同盟方曹、卫国的借口，出兵救宋国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载：“五年春，晋文公欲伐曹，假道于卫，卫人弗许。还自河南度，侵曹，伐卫。正月，取五鹿。”[3]249其中晋国在借道卫国进攻曹国受阻的情况下，转以借道河南，拿下了卫国当时的大城——五鹿城，极大打击了楚国同盟势力。而取五鹿之功，正是来自先轸。《国语·晋语》就明确指出：“取五鹿，先轸之谋也。”[6]425此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不载，《国语》也未细言先轸如何谋略。但毋庸置疑，这是先轸第二次谋略天才的展现，也是先轸由三军中的下军佐，最终能够晋升为晋军中军主帅的重要原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时楚国并未有直接动作，使曹、卫等小国受难。第一次晋楚角力，晋国解宋困之围，获曹、卫部分城池，以楚国同盟方略输晋国同盟方收场。
但楚国必不可能坐以待毙，于是第二年的第二次晋楚角力中，楚国出手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三月丙午，晋师入曹，数之以其釐负羁言，而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也。……楚围宋，宋复告急晋。”[3]249此时，晋国已经借口进入曹国，以报晋文公流亡之仇；楚国则再次围攻宋国，晋国也欲再救宋国。晋国面临曹、宋两国同时开战的难题，为难于如何救宋，达到自己同盟方在战略上的最佳优势。正如《史记·晋世家》载：“文公欲救则攻楚，为楚尝有德，不欲伐也；欲释宋，宋又尝有德于晋：患之。”[3]249面对此难题，先轸此时的谋略眼光更为精进，第三次体现了他的军事天才，向晋文公提出贿赂之计。史料记载如下：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先轸曰：‘执曹伯，分曹、卫地以与宋，楚急曹﹑卫，其势宜释宋。’”[3]249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：“先轸曰：‘使宋舍我而赂齐、秦，藉之告楚。我执曹君而分曹、卫之田以赐宋人。楚爱曹、卫，必不许也。喜赂、怒顽，能无战乎？’”[5]455《国语·晋语》：“齐秦不得其请，必属怨焉。”[6]418
此处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相比《史记》，记载更为直接。晋国如若不救宋国，战略位置堪忧，同盟势力大减；若要楚国放弃宋国，又不可能；而此时齐国、秦国两个大国还在中立，虎视眈眈，如何将齐、秦也拉入这趟浑水，最好还能加入己方阵营？先轸此贿赂计谋十分高明，分为两步。第一步，是教宋国去贿赂齐国、秦国，让齐、秦两国去给楚国施压，释放宋国；第二步，把晋国在第一次晋楚角力中打下的曹、卫土地分给宋国，既是补偿宋国出面贿赂的物质损失，也是进一步激怒楚国的举措。因为曹、卫两国是楚国的同盟势力范围，相当于晋国并未出力或损失，而借楚国的利益“空手套白狼”博弈更大的利益。此时的楚国定不会同意齐、秦的施压，齐、秦两国收了钱却行事不利，恼怒楚国，相当于齐、秦被迫站队晋国同盟。
先轸这第三谋相当精彩，是一石三鸟之计：既拉拢了齐、秦出兵参战，增加同盟方力量；晋国也有借口出兵保住宋国，保住自己原有势力范围；晋国自己也未有经济上的损失。先轸善谋，可见一斑。
楚国也并非弱茬，楚将子玉便使出一计回击晋国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提及：“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：‘请复卫侯而封曹，臣亦释宋之围。’”[5]457杨伯峻在此注解为：“宋围释，曹、卫得复，是三国定也。”[5]457子玉这一计十分毒辣，看似是与晋国交换条件谈判，主动从宋国撤兵，令卫、曹、宋三国都得到安定，实际上陷阱重重。因为晋国如果同意楚国的要求，那同盟内的秦国、齐国肯定不同意。齐国同盟方一旦内讧，会使楚国同盟方有可乘之机；而晋国不同意楚国的要求，那就是放弃宋国，达到子玉预计宋、曹、卫三国皆怨晋国的目的。晋国陷入两难的死局。
而此时，先轸第四次展现了他的谋略才智，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云：“先轸曰：‘……定人之谓礼，楚一言而定三国，我一言而亡之。……不如私许复曹、卫以携之，执宛春以怒楚，既战而后图之。’”[5]457-458此处《左传》载为“携之”，《史记》载为“诱之”，杨伯峻注：“《晋世家》‘携’作‘诱’，盖史公以己意变其文。”[5]457故《左传》“携”解为离间之意，比《史记》“诱”引诱之意更为贴切。可见先轸之谋，即为晋国私下允许曹、卫复国，令曹、卫两国感激，离间曹、卫两国与楚国决裂；而宋国则借助战争手段相救；同时，又扣留楚国大夫宛春，为之后的城濮对战找到出兵理由。
先轸之谋，变两难死局为活局，置死地而后生，直接为晋军在城濮对战增加同盟力量。第二次晋楚双方的战前角力，仍是楚国阴谋破产，晋国力量壮大。
但因《国语·楚语》载：“及城濮之役，晋将遁矣，王孙启与于军事，谓先轸曰：‘是师也，唯子玉欲之，与王心违，故唯东宫与西广实来。诸侯之从者，叛者半矣，若敖氏离矣，楚师必败，何故去之！’先轸从之，大败楚师，则王孙启之为也。”[6]593后人据此认为先轸谋名不实，是楚人王孙启之功。王孙启此人，曾因与楚成王有隙而投奔晋国，背叛自己国家，《国语》载此人之事不甚可靠。
从先轸四次谋略亦可见，晋国一直为争霸战争的师出有名而努力，并不存在“及城濮之役，晋将遁矣”的可能。且本段只收纳在《国语·楚语》中，《史记》《左传》不载，亦可能为楚人城濮战败的粉饰之笔。先轸四谋，既敏锐帮助晋国判断国际形势，又夺下当时卫国的大城五鹿，还以一石三鸟之计壮大晋国同盟方力量，同时也破坏了楚国的阴谋，反将一军，为晋国在城濮之战的直接对抗，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见其谋名不虚。
2.直接对战时期
童书业在《春秋左传研究》中引日本竹添光鸿的《左氏会笺》：“左行共华、右行贾华之名已见于惠公时，则以前本有左右二行，而今增重行。”[7]205-206春秋初期的战争原为两军队列，随着车战、步兵、武器等发展，在晋文公时代已发展为三军队列，正是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所言：“晋侯作三行以御狄。”[5]474此时的先轸也因在战前角力时期谋略出众，原晋军中军主帅郤縠途中去世，直接由下军佐，跨级晋升为三军的中军主帅。
整个晋军领导阵营，分别为中军先轸、郤溱，左军狐偃、狐毛，右军栾枝、胥臣。楚军则是由子玉领导中军，以及子西、子上领导左、右军，与之对抗(见图1)：
图1 晋楚双方将领示意图
晋楚三军在城濮战场上对抗，先轸作为晋军元帅，他的谋略布局非常精彩，参见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：
晋车七百乘，韅、靷、鞅、靽。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，曰：“少长有礼，其可用也。”遂伐其木以益其兵。鲁巳，晋师陈于莘北，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、蔡。子玉以若敖六卒将中军，曰：“今日必无晋矣。”子西将左，子上将右。胥臣蒙马以虎皮，先犯陈、蔡。陈、蔡奔，楚右师溃。狐毛设二旆而退之。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，楚师驰之。原轸、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。狐毛、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，楚左师溃。楚师败绩。子玉收其卒而止，故不败。晋师三日馆、穀，及癸酉而还。[5]460-462
城濮对战简图(见图2)：
图2 城濮对战简图
首先，是晋楚盟军双方战前宣战：楚将子玉请战，晋文公观战。然后，先轸安排晋国右军的副主将胥臣攻击楚国右军的陈、蔡两国军队，采取“蒙马以虎皮”奇袭的方式，楚国的右师首先溃败，露出缺口。而晋左军主将狐毛原本要对战楚国左军，此时则趁机设置前军，帮助消灭楚国溃败逃走的右军。同时，安排晋国右军主将栾枝“使舆曳柴而伪遁”。由于城濮地处黄河冲积黄土层，晋国右军正是利用冬末春初的东北风制造尘土漫天的景象，营造出晋右军败退的假象，以掩护先轸中军即将开始的行动。果不其然，楚国中军受骗“驰之”，意图挽回楚国右军败局，从晋右军突进。此刻，先轸的中军终于等待到时机，横击楚中军。此相当于以先轸领导的晋国中军全部力量、栾枝领导的下军部分力量，全力对抗子玉的楚国中军力量。晋左军的副将狐毛则趁机拖住楚左军的主将子西，令子西的军队无法分身去救子玉，楚国的左师也随即溃败。楚将子玉终于看到形势不对，及时撤兵，保存楚国部分中军力量。而在先轸的带领下，晋国一直打到楚国后方粮仓，犒军三天食粮，大胜而归。晋国能够取胜，正来源于先轸对全局布谋的精准预判。
城濮之战中楚将子玉的冒进，是楚国失败的重要原因。但子玉也曾灭夔国，是楚国名将，故其虽大败，却仍有能力保存楚军部分力量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载：“城濮之战，晋中军风于泽，亡大旆之左旃。”[5]470晋楚两军对战时，晋国军队曾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，旗帜都被吹飞。此外，晋楚双方在城濮对战时兵力并非旗鼓相当，晋少楚多，童书业《春秋左传研究》言：“春秋初期城濮之战，晋兵车只七百乘，楚军较多，确数未详。”[7]203杜预《春秋左传集解》考证“晋国七百乘”约为五万二千五百人[8]382，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《中国历代战争史》则补充考证整个晋秦齐宋联军为八九万人，楚国同盟联军为十一万人[4]175-176。城濮对战确为晋国以少胜多的案例。在楚国有名将加持、晋国受天气影响、兵力以少对多的情况下，先轸还能在角力时期谋划利益的基础上，再次以谋略布局取大胜，奠定晋文公第二个春秋霸主地位，可谓居功甚伟。
(二)崤之战：首创伏击
郑国，地处中原中部，北部为晋国，南部为楚国，西部则是周王室与秦国的地盘。晋、秦两国有多年姻亲之好，因而在晋文公“以其无礼与文公亡过时，及城濮时郑助楚也”[3]250的理由围攻郑国时，秦缪公也派兵参与。此事以晋、秦两国退兵，郑国未灭结束。但由于晋国文公死后，儿子襄公继位，晋国的中原霸主位置岌岌可危。觊觎郑国已久的秦缪公，便乘晋文公新丧之期不宜举兵，趁机进攻郑国，试探中原霸主之位。正如《史记·晋世家》所载：“郑人或卖其国于秦，秦缪公发兵袭郑。十二月，秦兵过我郊。”[3]250前面也曾提及，秦国是中原西部的地区大国。秦国此攻郑之举，正是其东进中原，试图扩大地区影响力，进而试探霸主位置的策略。
而晋国的国家战略安全，意味着其西边必须控制住潼关、崤函两处，即为晋国的河西之地。曾经的晋秦韩原之战中，晋国战败，原定割河西之地，但晋惠公时代便背弃此协议，原因就是河西之地是晋国西边战略安全的命脉所在。因而面对垂涎郑国的秦国，晋国必定要阻止其东进，维护霸主地位。由此，秦晋两国，有一战之由。
但当时由于恰逢晋文公新丧，晋国国内对于是否出兵攻秦，产生异议。形成以先轸主张的立刻一战、栾枝主张的暂缓一战两种意见，史料记载如下：
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晋先轸曰：‘秦伯不用蹇叔，反其众心，此可击。’栾枝曰：‘未报先君施于秦，击之，不可。’先轸曰：‘秦侮吾孤，伐吾同姓，何德之报？’”[3]250
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：“晋原轸曰：‘秦违蹇叔，而以贪勤民，天奉我也。奉不可失，敌不可纵。纵敌患生，违天不祥。必伐秦师。’栾枝曰：‘未报秦施而伐其师，其为死君乎？’先轸曰：‘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，秦则无礼，何施之为？吾闻之，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也。谋及子孙，可谓死君乎？’”[5]497
对照《史记》《左传》，可以发现栾枝的立足点在于礼制。而先轸则从战争影响的角度考虑，符合其作为将领、护卫国土的本职。先轸的军事眼光仍旧老道，“吾闻之，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也。谋及子孙，可谓死君乎？”直接就点明秦国攻郑，对晋国未来战略位置的影响。故晋襄公听从先轸建议，任用先轸为主将，联合少数民族姜戎出兵战秦，并取得胜利。“夏四月辛巳，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”[5]492，先轸此举，维护了晋国的战略安全。
在秦晋崤之战中，秦军可谓损失惨重，三位将领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被俘。《吕氏春秋》载：“先轸遏秦师于崤而击之，大败之，获其三帅以归。”[9]358其中“遏”一字指明晋军取胜，正是依靠先轸在对战中推陈出新，首创伏击战，打得秦军措手不及。其时，“秦师惊而还，灭滑而去”[3]250。秦国的军队攻打郑国，顺便灭了小国滑国凯旋。先轸看到秦军满载，队伍变长；又因胜利而心情愉悦，放松警惕，正是作战的好时机。便选在崤一处等待，命晋国趁机进攻。崤地处山谷，两边均为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，极其适合埋伏。故先轸能第一个想到利用地形险要，以伏击方式作战，可谓奇谋天才。《公羊传》提及：“然而晋人与姜戎要之殽而击之，匹马只轮无反者。……诈战不日，此何以日？尽也。”[10]501-503可见先轸此谋，的确收到了意料之中的好效果，秦军惨败。而《公羊传》言此战“诈”，含贬义，正是由于春秋前期的诸侯战争讲究礼仪，直到春秋后期、战国时期各国作战才奇谋迭出。先轸此举，率先破坏了当时各国间作战的原则。然而《公羊传》又如实记录，正是因为先轸领导的此战十分精彩，值得青史留名。韩兆琦《史记笺证》引黄朴民观点:“(崤之战)是中国古代利用山地复杂地形伏击车兵部队而取胜的著名战例，对于春秋时期军队装备和兵种的发展变化，具有深远的影响。”[11]2657正是肯定先轸奇谋迭出，对整个中华民族战争史的重要意义。先轸的确是春秋时期极具谋略的军事天才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